中科大少年班，一场45年的天才教育实验

: 梁老师北京小升初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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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天才跌落了。

10岁上大学的神童张炘炀，今年再次出现在大众面前。在九派新闻采访视频中，28岁的他宣布不工作，彻底“躺平”，父母每两三个月给他打一万元。

他10岁考取天津工程师范学院（现更名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成了“全国年纪最小的大学生”。父亲对这个称呼很兴奋。

进入大学后，父亲也一直陪同张炘炀，什么事情都包办。

13岁时放弃了去德国公费深造的机会，因为父亲希望他以“年龄最小的硕士研究生”身份考入北京工业大学。

16岁成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他的要求是父母在北京给自己买一套房，但很久之后知道父母当年租了房子糊弄他。

博士期间学业停摆，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做什么，数次更换课题，他用了8年时间才拿下博士学位。

如今，年近三十的张炘炀，不工作，也没有存款，他打算靠父母，和父母的父母。

2008年9月2日，13岁的张炘炀以“年龄最小的硕士研究生”身份考入北京工业大学，在父母的陪伴下来学校报到。

这样的生活状态在很多人看来，连一个普通人都不如。

关于天才的争论再次进入人们视线。

社会到底应该给早慧的天才什么样的教育，才能充分发挥其天赋与才能？这个课题一直在探索中。

45年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中科大）成立少年班，这是专为早慧的天才设立的教育模式，也是中国天才教育的起点。

从少年班走出了许多杰出人才：曾任百度总裁、如今是院士的张亚勤，31岁成为哈佛大学最年轻教授的尹希，22岁实现石墨烯超导效应的曹原……

不过更多数的学生，并没有成为科学家或学术“大牛”。

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中科大少年班的毕业生中只有18%～20%留在了学术界。

其他人似乎成为了普通人，优秀的普通人。

“第一神童”

非典型学生，何雨当时在中科大少年班是如此的存在。

她来自一所有名的省级重点高中，成绩在年级前十几名，上学早，五年级时跳级到初中，年龄比同学都小。

但她说，报考少年班并不是因为自己是天才。因为想逃避辛苦的高三，年龄也符合报考要求，何雨在高二时做了这个选择。

提交初审资料，参加初试，再参加当年高考理工类考试，结合初试和高考成绩确定复试人选，复试考察物理、数学和其他非智力因素。这是2023年中科大少年班的选拔程序。

何雨那时没有初试，通过初审后参加了当年高考，7月中旬接到复试通知。

入学时，何雨未满16岁，班上有30%的同学年龄比她更小，年纪最小的只有13岁。

中科大少年班的报名条件之一是：高二及以下年级，符合要求的学生一般年龄为16周岁及以下。

中科大少年班最初成立，就是为了集中培养这些早慧的天才。

1977年9月，教育部决定在两个月后恢复停止了10年的高考。同时，第二年将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这两个消息暗示着，科学和知识的风气在国内复苏。“文革”结束，人们渴望知识，国家渴望人才。

感受到这个风向，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想起自己好友宁恩渐的儿子、13岁的宁铂。

宁铂2岁半时能背30多首毛泽东诗词，6岁开始学习中医和使用中草药，8岁下围棋、读《水浒传》，9岁作诗。于是倪霖写了十页长信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推荐这位神童。

方毅看完信后，批示中国科技大学：“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

早在几年前，这件事就埋下了种子。

1974年，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通过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主席建议，培养一支“少而精的基础科学工作队伍”，“从全国选拔很少数，约十三四岁左右的、有培养条件的少年，到大学去培训。”察觉到科技人才的缺乏，他认为这种从小集中培养的方法也许能够更快更高效地出人才。

多年后回忆起时，李政道阐述自己的初衷并非“搞什么少年班”。但当年的建议或多或少促成了天才教育在中国的启动。

1978年，中科大少年班成立了。首届招生21人，平均年龄14岁，最小的11岁。

这一届学生中名气最大的便是宁铂。他曾被方毅接见，进行围棋对弈，连赢两局，在全国出名，被称为“第一神童”。

他也带动了其他人报考少年班。当时15岁的王永说“我对少年班非常向往，为此专门报考”。1982年他进入中科大少年班，后来成了中科大自动化系教授。

中科大少年班学院学生宿舍。

如今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亚勤当年看到宁铂的报道后，激动得睡不着觉，特意在地图上寻找中科大所在的合肥，后来跳级，13岁时进入中科大少年班。

天才热席卷全国，各地纷纷挖掘身边的神童。

少年班的效果也很明显。20世纪80年代，全国大多数重点大学的研究生比例在10%左右，而少年班毕业生考取国外研究生比例高达80%。

1984年，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见华裔学者丁肇中时说：“少年班很见效，也是破格提拔，其他几个大学都应办少年班。”

随后教育部下发通知，全国13所大学都开设了少年班。省级重点中学也开设相应班级，为少年班输送学生。

“他们只是很聪明”

目前在中科大少年班学院，除了少年班，还有少年班“创新试点班”和教学改革试点班（又称为理科实验班或零零班）。

不同于前两个班，教学改革试点班的学生接受了完整的高中三年教育、通过高考统招或自主招生考进来。相对而言，他们的基础更扎实，成绩更优秀。

少年班和零零班有部分课程一起学习和考试，平均学分绩点（GPA）也一起排名。这时，少年班的学生会发现自己的成绩不再那么耀眼。

应对这种落差，对于年纪尚小的孩子来说有些残忍。

何雨在中学就知道自己不是最优秀的学生，入学后很快接受了自己不拔尖的事实。但一些同学很难接受这种变化，她观察到：“他们年纪都很小，学校要求高，大一可能成绩不理想，心理上一下子就接受不了了。”

每年也会有几个学生特别优秀。他们一开始就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心思都在学术上，大学毕业升学去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顶尖大学。

其他人只是年纪很小进了少年班，觉得自己很年轻，是天才，不在乎成绩，也不清楚自己想做什么，再加上大学都是自主学习，他们开始放肆地玩。“有一点被埋没了。”何雨有些惋惜，而这些人有共性，“他们只是很聪明，但并没有对什么表现出具体的兴趣。”

少年班强调通识教育培养，入学前两年学习基础知识，之后再自主选择学科类目和专业。物理、化学、数学、计算机等大量基础课程压缩在一起，辛苦程度超过高三。

2017年6月11日，安徽合肥，中科大少年班创新试点二班拍摄毕业合影。

种种挑战堆积在一起，有人顶着压力加倍努力，也有人自暴自弃、整天打游戏，还有个别人延迟毕业、休学甚至退学。

“我后悔读少年班”

早期最出名的三个天才，人生的走向似乎并不如人们的期待。

除了“第一神童”宁铂，首届少年班还有两个出名的神童：跳过初中和高中、11岁上大学的谢彦波，12岁上大学、计算能力极强的干政。

宁铂数次拒绝参加考研，而后出家。

谢彦波在普林斯顿读博时和导师菲利普·安德森闹得不愉快，被传精神恍惚，成了“疯子”。

同样进入普林斯顿读书的干政也和导师相处不和睦，最后遭到学校劝退。

当年少年班成绩优异的学生一般会选择读理论物理系。但宁铂曾表示，中科大没有自己喜欢的专业，想去南大读天文系。校领导对此批示，“既来之，则安之”。

最后，这位“第一神童”也被安排去读理论物理，当时有媒体报道他的成绩，“很多科目不及格，表现出的性格也很怪。”

大学毕业后，宁铂没有像大多数同学一样继续深造，而是留校任教，19岁就成了大学教师，这依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他曾多次报考研究生考试，但都没有参加。他声称，想证明自己即使不读研究生也可以当大学老师，不必像别人那样。但外界认为他不考研是害怕失败。

作为当时全中国最有名的天才，失败带来的压力远远超过普通人。

过度的关注和天才的名声让他迷茫。

“为什么不能做一个普通人？后悔读少年班。”宁铂曾经这样说。

他有了自己的孩子后，就强烈反对对儿子的过度教育，也因此和妻子产生争执，后来离婚。

2003年宁铂出家，研究佛学。如今已经还俗，继续研究佛学，同时做心理咨询。

“我学佛是为了解决我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困扰。从1987年开始就深受这些困扰，为此我花了6年时间来寻找答案。”宁铂说。

上海首位中科大少年班学生张方，在当时也十分出名。但毕业后，他在工作中屡屡碰壁，也许是因为缺乏社交能力，或是社会化能力欠缺。后来他说：“我最后悔的是没按正常的年龄上学读书，也不会让儿子走我曾经的路。”

人们惊讶于天才的发展并不如意，也开始怀疑：

天才教育是否合理？这些早慧的学生是不是真的天才？天才教育是不是一种拔苗助长？

甚至有激烈的批评声认为少年班像是“天才集中营”——在本应自由成长的年纪，这些孩子却进入大学，进行高强度学习。

曾经的全国政协委员蔡自兴曾多次提交废止少年班的建议，1999年、2000年、2002年、2006年都提交了相关建议。他承认少年班确实取得了成果，但是应该保护天才，而不应过早开发。

多所高校的少年班也纷纷停办。2001年上海交通大学少年班停办时，相关教师透露原因之一是“生源范围越来越窄，质量也逐年下降”。除了生源，还有教学成本、学生心理素质等原因。

如今，国内保留少年班的高校只剩三所，中科大、西安交通大学和东南大学。

2005年，李政道在《少年班的建立与思考》一文中写到：

“应该看到，少年班的建立，是国家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为改变当时严重忽视人才教育状况而采取的一种方法。在现在教育制度已经恢复健康的时代，我们不能把少年班说成是高等教育的最好或必需途径，更不应该把‘少年’和天才宣传强调到不恰当的地步，去贬低一般的大学生，贬低正规的高等教育。”

不是天才教育的全部

中科大也曾转变和调整。

1985年，中科大创办了教改试点班，让统招新生中的拔尖者和少年班的学生一同学习；2010年后，又放宽了年龄限制，开办了少年班“创新试点班”。

曾任少年班学院院长的陈旸总结这些转变：“如果说少年班成立初期，我们的初衷是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话，那么如今，我们更希望探索一条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模式。”

在这样的模式下，何雨并没有走上一条典型的少年班毕业生的路：读博，做学术。中科大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她成了算法工程师。自认平庸的她所从事的这份工作依然对智力、天赋等有着高要求，这是“大众意义上计算机里最难的岗位”。

何雨认为目前少年班的模式确实有利于培养学术人才。

经常有学术大牛来学校开讲座，老师在课堂上会鼓励学生毕业后去从事科研，同学之间也萦绕着一种氛围和共识——大部人未来会走学术道路。很多人博士毕业时才25岁，而年轻正是学术界的一大优势，聪明又年轻的天才们也愿意再读个博士后，去学术界闯一闯。

对何雨自己来说，虽然她会用“魔鬼”来形容密集的课程安排，但高强度的学习确实也让她收获足够多。

以十分为满分标准，何雨愿意给少年班的天才教育模式打九分，在整体课程设计、理科思维培养方面，她认为几近完美。虽然在个人关怀、人生规划指导方面欠缺，但大学教育通常都很难对学生进行事无巨细的关怀和指导。

一些学生无法适应也是没有办法的，“毕竟一套教育体系肯定没有办法适合所有人。”因为年纪小，没有人管，而天天打游戏挂科，何雨想这样的学生在每个学校都会有，并不是中科大少年班独有的现象。

北京开放大学校长、教育学教授褚宏启认为，少年班出现的问题，反映了“加速模式主导下的天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不过必须注意，少年班只是天才教育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天才教育的全部。

“天才”，不能失败

“只有你成功了，你才能获得人们的认可，否则你就会饱受非议。”中科大少年班1986级学生江勇说，他曾经不敢对外承认自己是个天才。

15岁时，他曾产生厌学情绪，进入少年班后，发现这里“比高中更高中”，不适应，压力大，多门课不及格，也开始怀疑自己最初想要成为科学家的梦想，转头迷恋哲学，最后留级。

其实，少年班的毕业生大都获得了世人眼中的成功。只是，一旦有走上其他道路的学生，人们就开始探讨，天才是否就此跌落。

少年班的学生们也意识到了。

“做一名早慧儿童是不幸的。”王永说，因为他觉得社会对少年班不包容。

电视节目里，一个3岁的小女孩唱京剧，观众感到出乎意料，因此反馈热烈。“这个3岁的小孩现在能拿第一名，但是你能保证她三四十岁的时候还是第一名吗？不能，但是看待少年班的时候，很多人就不这么想。年龄越小的选拔，后面所遇到的不定因素就越多。换句话讲，他的出才率就越低。”

他联想到少年班。“小学、初中、高中都特别优秀的小孩，考不上大学的也比比皆是，但是人们不会盯着他。但对于少年班，外界没有那么宽容，即使我们班80%都考上研究生，他们还是会说‘你那里有没考上的’。”

曾任中科大少年班班主任的孔燕也注意到，很多学生到一个新地方或者首次和别人见面，一开始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少年班的。因为他们担心会被“神童”“天才”的标签固化，并提高期待。“少年班的学生不希望被认为是神童，他们希望社会以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看待他们，跟他们相处。”

另一方面，他们是否能过早地就被定义为天才？在人生刚刚开始，就被冠上天才之名，顶着巨大的光环，对这些孩子来说，是不是一种伤害？

中科大少年班1983级学生、美国耶鲁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终身教授邵中认为，少年班的学生虽然聪明，“他们绝对不会比每年考上北大、清华和中科大的普通大学生更聪明。”

据中国人才研究会超常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刘嘉介绍，保守估计超常儿童占比至少为1%。以全国约2亿中小学生总人数计算，1%约有200万人。他们的人生和事业将走到哪一步，中间有太多不确定因素。

然而一旦被冠上天才之名，他们也以为自己终将登顶人类智慧之巅。他们又该如何面对，自己也许并不属于人类社会的群星？

中科大少年班1978级学生吴向东在2005年校友聚会后写到：

“22年前，我们轻轻地走了，从科学的神坛走下，进入平凡的世界，艰难地尝试着做一个平常人……以世俗的标准衡量，我们不可谓不成功。但如果以我们自身的期许，以我们的天赋，我们达到自己心目中的光荣与梦想了吗？”

（*文中何雨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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