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似飞鸿踏雪泥》

虽千百年已过，仍愿你眉上风止。 

 ——题记

遥望天际，有小亭伫立。天边云彩与青山融成一线，照亮了西湖上的半边天。

从这里一直向南就走到了。它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似乎每次总是卡在那正正好好的位置，不偏不倚，无声无息，也就终于迎来了他。

曾看过这样一句话，“中国的脊梁自古以来就有......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以前的他，生动鲜活地存在于朝堂之上、百姓心头，才华横溢至如此夺人眼目。其人“犹如李太白再临人世”，其诗“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哪怕是辗转于各地，也仍可以肆意洒脱，毫不在意外界杂乱的声音。

直到响起了乌鸦的叫声。

“温和柔雅如林间清风、深谷白云”的大文豪百口莫辩，第一次体会到千夫所指，第一次遇到恶，所以他笨嘴拙舌，失去了反驳的力量。招了吧，招了吧，不招就要打，不招就要胡编乱造，不招就要硬生生给你安一个“造反”的罪名。

于是只能承认。

他心里清楚，承认便死期将至了，甚而至于写下了遗书。但或许上天偏爱才华横溢的文人，百姓们向前一步，王安石上书劝帝，太后求情。奄奄一息的太后死前对皇帝说：“我记得苏东坡兄弟二人中进士时，先帝很高兴，曾对家人说，他为子孙物色到两个宰相之才。”“用不着去赦免天下的罪犯，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够了！”这些话道明了某些真相，我却一直百思不得其解，既是早就发现其有宰相之才，事情又为何会到这般田地？到底哪里脱离了正轨呢？

大概是世道人心吧！世道偏了轨，人心变了质。

宋神宗终于还是没说什么，将苏轼贬至黄州。

就此，乌台诗案正式了结。他自御史台处缓缓地走出，似乎容颜未变，却有某种更坚实的东西突兀地显现在他身上，覆盖了以前的欢声笑语。

说完这个沉重的话题，来看看苏轼的生活吧。抛开别的不说，苏轼的多边性真的让人拍案叫绝。他可以是在面对妻子的离世时深情的丈夫，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可以是“热衷酿酒的内行中的外行”，有“常因既醉之适，方识此心之正”；可以是美食家，有“东坡肉”流传于世；可以是画家，有《潇湘竹石图》......

似乎他的形象不再在空中漂浮着看不真切了。

他可以是才华横溢的，可以有大家风范，但在我眼里，他似乎更洒脱，更具有孩子气，更关注民生，更像“中国脊梁”。而中国脊梁像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存在于人的躯壳中，只有在某个非常时刻，你才能清晰地感觉到。

而苏轼就是这样的人。哪怕他再“多边”，才华与书卷气再交织，也抵挡不住那“筋骨”的傲然挺立。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又回到了西湖的小亭上。他将美景比作美人，成就了千古名句，也留给了后人无限的遐思。然今人却不知，当时的西湖，湖水将要枯竭，枯竭就意味着杭州将会变成一座废城。就在这时，它再一次迎来了苏东坡。他由诗人摇身一变，成了一位水利工程师。

“诗人的职责是描写美女将死时的凄艳，而苏东坡则想救她。因此，他宁可不做诗人，也要做个真正的男人。”

于是他上奏朝廷，多方汇集工程款项，制定周密的计划......为纾解心中愤懑，为拯救民生，为保护美丽城市，为稳住国家大势。凡此种种，成就了今天的西湖。

最后的苏东坡，应该是平静的。人到暮年终将趋于平静，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他人的平静，带着死气沉沉的气息。但他的平静，更像是对自己的肯定，对生活的冷静。不再像个少年一样莽撞的奔跑，遇到挫折爬起来后还能露出开心的微笑。

或许是被岁月吞噬了棱角吧。但我总觉得有另一种更加坚韧的东西破土而出。

纵观他的一生，不是风流如李白，不是怡然如陶渊明，不是豪情如辛弃疾。这位大文豪在我的眼里，更像是过着老百姓的生活：有磨难有欢笑，有悲伤有喜乐。也曾有过“高光时刻”，也曾无限靠近过生命的边缘。但正是这些经历才成就了他，正是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在看他的时候眼前不再蒙着厚厚的历史幕布，而是无比清晰，也无比震撼。

他身上承载着历史的重量，但我相信他更愿意卸下这些重担，去研究诗文也好，书画也好，吃食也好，酒饮也好。这些一点点地呈现在他的人生中，使其潇潇而立于人世间，潇潇而立于中国的历史上，撑起了宋朝的一方天地。

再次回望西湖，或许这只是他人生的一个站点，我却站在这里驻足，回望了苏轼坎坷的一生，久久无法释怀。

就像《活着》中告诉我们的，旁观者或许有无限悲痛，但代入到书中的人物中去，以他们的角度去看，又有那么多幸福美好的回忆，像走马灯一样，历历在目。

所以不必为苏轼而悲，亦不必为他而喜。他像飞鸿踏过雪泥，在历史上留下点点微痕，即使只是在漫漫星河中的一瞬。

但多么庆幸，我们见过，我们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