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南的莲叶田田里，时光随清泉流淌，与每一块卵石的相遇，都由浅浅的波纹诉说。其间糅杂进了姑娘们的菱歌，小儿的笑闹和老者的低语。多么奇妙，江南的清歌，从千百年前的源头，就这样一点一滴流进了每个江南人的心。

东晋有个桓子野，一听到清歌，就会不由地唤“奈何”。这是谢安口中的“一往有深情”，其实是每个人对生命魅力最心底的赞叹，为自然文化最虔诚的折服。

想到我小时候，大概只会摇摇摆摆学步的时候，外婆常常抱我去外婆家旁边的莲花庄，据说是某个文人雅士的宅院，其实也无从考证，只记得那里有一个大池子，白玉拱桥下大片的荷叶，在小小的我看来已是奇景，至于那句“接天莲叶无穷碧”就和这个画面绑定在了一起。那些荷叶上啊，总是飘着歌声，轻轻地，弯弯绕绕，悠悠转转，我相信那应该就是吴歌了。那是我们这儿的老人们，轻轻唱和，听不清唱词，却听得清她们年轻时的江南情调。稍大一点的时候，听外婆说，我竟然会咿咿呀呀地跟着，甚至手舞足蹈，来一段即兴伴舞。“你那时候可不怕尴尬，是大家的开心果。”外婆总是笑着说，让我不好意思起来。

初中的时候，我也不知为何加入了一个“湖剧社”，也不知为何学校里会有这样一个社团，那是很小众的戏剧，我们湖州土生土长的，甚至也许很多本地人都不知道的。唱词用的都是吴语，也就是我们的湖州“土话”。我当时好像有些什么触动，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说过湖州话了。其实，读幼儿园之前我一直说的湖州话，而且非常地道，甚至会说一些湖州话独有的词语和句子。比如现在人们用湖州话说“下雨”是“落雨”，但外公教我的是“豁落”——一个不知道怎么写出来的词，两个入声字，利落爽快。外公很喜欢逗我：“豁落否豁落啊？”我就会颠去阳台上往外张望，高兴地喊：“否豁落！”但上了幼儿园，全班只有我一个小朋友说的是方言，别人说“虾”我就说“弯攒”,总是被大家笑。因此我“痛改前非”，一两个月就学会了普通话，还经历过一个用普通话的语调“翻译”湖州话词语的让人哭笑不得的阶段。但我从此不太愿意再说湖州话了，饶是外公严厉地让我用湖州话跟他说话，我还是慢慢地变成了只会听不会说，有时要说两句舌头也像打了结不利索。

然而湖剧让我发现，“土话”竟然也能唱进歌里，那么独特的歌，不是京剧的庄重富雅，而是淡淡的，一唱三叹，正像记忆中莲花庄里的低吟浅唱。其实我根本没学会些什么，但我却发现了藏在身边的江南韵味。在每天出门时外婆的一句“百坦”里，就是我们的慢文化：不要急躁、凡事坦然的叮嘱，我们当做“再见”来用。很多外地人对湖州城、湖州人的最大印象就是“温吞”。“百”是入声,而“坦”有三个转音，说起来必得拖得长长的，总让我想起湖剧的宛转来。原来，我每天听到的话便是江南最独特的清歌：没有伴奏，有的是九声八调，古朴而清丽。湖州话非常接近古语——有些看上去不押韵的诗用湖州话读就押韵了。从“鱼戏莲叶间”，到“桃花流水鳜鱼肥”，再到“寻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我发现原来我就生在诗词里的江南。

我所遗憾的，是曾经熟习的方言已很难让我亲口说出。这大概也是许多方言现今的困境。其实方言一点也不“土”，它承载着一种地域文化最深层的精神，最坚固的根基，是需要我们共同守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多么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开口，用乡音诉乡情。

虽然自己说不好，听闻家乡话，总是有种亲切的感动。那几句湖州话，是梧桐树下竹躺椅上大蒲扇摇来的，是满布青苔的白墙黑瓦弄堂风吹来的，是笼着晨曦的早点摊上混着茶糕和青团香飘来的，带着湖州人慢悠悠的生活哲学，藏着心底对家乡风土的一往情深。在压力渐增的现代社会中，也许生活节奏不能像从前那样慢，但听着湖州话，一种温吞坦然总是存于心底，为我抚平生活中的焦躁不安。

“一往有深情”，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对这江南的情早已融于血液，在我心中不停歇地流淌。清泉叮咚，清歌缥缈，我心中的那句“奈何”也许已不用说出口。

(指导老师：王湘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