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大是招收尚未完成常规中学教育，但是成绩特别优异的青少年接受大学教育，其实就是学习天赋很高的学生，我们所谓的“天才型”。

据一份截止到2014年的数据，中科大成功招收少年班（含零零班）共招收2412人，毕业1879人，其中少年班招收1261人，毕业1070人，零零班招收1151人，毕业809人。而且36年的办学共培养了202位教授，其中有106人在美国就职，其中2人是美国科学院院士，7人是美国物理学会会士等等，遗憾的是对这些天才的培养非常成功，但是过半学生没能留在祖国做贡献。

这或是我们的人才损失！我们来看看这些学神：

1978年3月，在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等著名科学家的倡导下，领导人给予大力支持，中国科大创建少年班并招收了第一批21名学生，平均年龄14岁，最小的11岁，这期就包括当时大名鼎鼎的宁铂、谢彦波等少年。

“少年班教授”们执教的学科涵盖物理与力学、计算机软件与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电气与自动化、化学、地球与环境、机械工程等诸多领域。

2012年，少年班两位校友骆利群（81少）、庄小威（87少）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骆利群同时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骆利群院士：

1981年初中毕业后考取中国科大少年班。1985年，他被中科院生化所免试录取为研究生，1986年1月获中国科大本科生最高荣誉奖——郭沫若奖学金，1987年8月CUSBEA赴美留学，在美国Brandeis大学生物系攻读博士学位，1992年6月获博士学位。

1987年起骆利群先后在《美国科学院学报》《神经元》《神经科学》《基因与发展》《细胞》《自然》等世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1997年，获得斯坦福大学Sloan奖。2001年，他任美国《神经元》杂志副主编。2005年3月，他当选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研究员。同年9月，他获得Jacob K. Javits奖。2012年骆利群当选多个权威学院院士：2012年2月18日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在授予骆利群会士荣誉；4月17日，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公布骆利群当选院士。5月1日，他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

庄小威院士：

1987年庄小威考进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 ；1991年19岁时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之后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留学；1996年博士毕业后进入斯坦福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师从朱棣文；2001年进入哈佛大学任教，先后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2005年被聘为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2006年被聘为哈佛大学化学和物理双学科正教授，并在哈佛大学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单分子生物物理实验室；2012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1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庄小威主要研究工作为发展和使用单分子生物学及生物成像技术以及超高分辨生物成像技术，用以研究体外及活细胞中生物分子及其分子组装过程。

庄小威也是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一个人，2014年诺贝尔化学奖揭晓后，多位科学家撰文质疑评选结果，称华裔女科学家庄小威亦应分享这一奖项。北京时间10月8日，2014年诺贝尔化学奖揭晓，3位科学家因对发展超分辨率荧光显微镜作出重要贡献共享此奖。但该领域多位科学家撰文质疑这一评选结果，称与获奖者同时发表论文的华裔女科学家庄小威亦应分享这一奖项。

尹希：

尹希生于1983年12月出生，1996年，不到13岁的尹希以572分的高考成绩成为中科大少年班最小的学生。

2001年尹希赴哈佛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于2006年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哈佛大学打破本校博士不得在本校继续博士后研究的惯例，破格允许尹希博士留校继续研究工作。2008年后，他在哈佛大学物理系先后任助理教授、副教授。2013年2月15日，尹希荣获2013年美国斯隆研究奖(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s)。2015年9月晋升哈佛大学物理系正教授。2016年12月5日，尹希获2017年科学突破奖-物理学新视野奖。

他的研究工作包括：量子引力中的黑洞熵、弦论中的超对称束缚态、与物质场耦合的Chern-Simons理论及其在M摸中的应用、高自旋场论及其在引力/规范场对应中的应用等，是被国际物理学界寄予厚望的青年物理学家之一。

曹原：

曹原1996年出生，籍贯是四川成都。2010年，14岁的曹原从深圳耀华实验学校考入蜚声中外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院，并入选“严济慈物理英才班”。

2014年，曹原荣获中国科技大学的郭沫若奖学金。麻省理工博士生在读。2018年3月5日，国际顶尖期刊Nature连刊两文，以背靠背长文形式在网站刊登了麻省理工学院Jarillo-Herrero教授课题组墨烯超导重大发现。此外，Nature在网站还配以Eugene J. Mele的评述。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本次两篇重磅文章第一作者是来自中国的博士生曹原。曹原本科毕业于中科大少年班，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博士生今年年仅21岁。

这些天才出国后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自从中国顶级科技企业华为被卡脖子后，我们很多人才逐渐清醒，我们在很多领域跟世界一流科技水平还有很大差距。

最近无意中看到一张前苏联的老照片, 一架苏联版的航天飞机"暴风雪"号安安静静地躺在厂房里, 伴随着苏联解体, "暴风雪"号也因一个时代的结束含恨而终。

前苏联航天飞机"暴风雪"号

苏联版的航天飞机, 是前苏联璀璨的航天科技的巅峰之作。和美国航天飞机一样, "暴风雪"号也是依托大型运载火箭起飞，在重返大气层后像普通飞机一样滑翔着陆的可重复使用的航天飞行器。而托载"暴风雪"号航天飞机的, 正是人类历史上推力最大而又最短命的"能源"号运载火箭。

1988年, "暴风雪"号航天飞机进行了无人首飞。虽然首飞成功的"暴风雪"号此后再也没有了在星空中留下身影的机会, 但我们还是可以在它身上看到许多超前的颠覆科技。

"暴风雪" 矗立在发射场

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05吨的"能源"号运载火箭, 能够一次性地将70辆小轿车送上太空。作为对比, 中国目前最新, 推力最大的"长征五号"运载火箭也只有它运载能力的四分之一, 而这还是能源号出生三十年后的事。除了拥有推力巨大的运载火箭外, 出于安全性考量的"暴风雪"号的第一次飞行采用了无人飞行模式。这也是说, 连飞机降落都是无人驾驶降落的。

无人驾驶"暴风雪"成功着陆返航

与返回式卫星或者载人运载火箭的返航不一样的是, 火箭舱段的返航, 只需要计算设定好预定的轨道, 这样返回舱就会降落在一个大概的区域, 在进入大气层后打开降落伞和启动一些反推发动机即可。而航天飞机的无人驾驶着陆, 则要复杂数十倍。除了要在太空中精准的找到降落区域与降落跑道外, 还要能够自主利用自己的机翼, 发动机进行空气动力学机动, 从而进行滑翔着陆。

要在二十倍于民航客机的飞行高度和三十多倍于民航客机速度的情况下, 精准找到自己的跑道并完成降落动作。要知道当时并没有现在的WIFI, 4G, 5G网络可以实时传输飞机上的实时视频从而进行人为远程操控, 更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集成电路芯片。也就是说, "暴风雪"号的无人驾驶降落是一场真正的且不可思议的无人驾驶技术。

更形象准确一点, "暴风雪"号更像是一个拥有自主降落能力的机器人, 而不是现在有人躲在远处遥控的无人机。

然而, 我们真正要感触的不是前苏联的科技有多先进，而是前苏联的航天科技在经历解体毁灭后的三十年之后, 我们依旧没有赶上, 这是为什么? 

经济上我们同样还有一个邻国, 在经历了经济泡沫阵痛后, 经济发展停滞了近三十年, 如今仍依旧遥遥领先我们，那就是日本。1994年, 日本人均GPD已达3.93万美元。2019年, 日本的人均GDP依旧维持在4.02万美元。

其实在世界很多领域，我们的制造能力并不强，真的是像EUV光刻机那样，“给我们图纸我们也造不出来”，这才是我们真正该尴尬的发展现状, 而不是沾沾自喜于一些几十年前外国就发明出来的“所谓的成就”。认清差距, 居安思危, 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科技人奋斗的真正主题。

中国整体科技水平为何大而不强呢？种种原因一言难尽，但在1957年5月下旬的一次学部会议上，各路科学大牛60年前提出的意见，现在仍有借鉴之处。

1.
关于科研领导体制

著名植物生理学家汤佩松（1903-2001）在生物学部的会议上放炮最响，他针对科学院的体制问题发表意见说：“科学院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人在专门搞‘科学’，而另一部分人则在‘办院’。办院的人辛辛苦苦，关着门搞，搞得机构重叠，形成了墙。这些人在领导谁呢？不仅不能领导全国，恐怕院内各所也未领导好。另一种领导需要拿出工作，来让人家看齐，而不是发号施令。这种领导不在文津街3号，而在这儿——全体学部委员。我希望有人在大会发言时提醒一下文津街3号的先生们，领导全国的科学院不在文津街，而在北京饭店——学部大会。……领导科学不要做行政领导，而是要每年召开一次学部委员会，由院长做一个报告，向全国人民指出全世界的科学水平，我国的科学水平和急需要发展的学科，这就是中国科学院的任务。做过这个报告的院长，应当是由大家推举出的，真正做研究工作的人，而不是空喊口号的人。”

(当年《光明日报》关于学术领导问题争议的报道)

著名的实验生物学家朱洗（1900-1962）也对领导体制和管理问题提了些意见，他说：“领导不是内行，不能顺利地进行工作。科学院要不是在过去中研、北研的基础上继承下来，现在也不知道会闹成什么样子。”

植物生理所所长罗宗洛（1898-1978）也对领导体制有意见，他说：“院务常务会议是傀儡，学部是装饰品，去年报载成立北京植物生理研究室，问竺可桢、童第周、贝时璋等，都不知道。”

医学家吴英恺（1910-2003）建议加强学部委员等专家的权力，他指出：“以解放初期民主党派参加国家大事的姿态来参加科学领导活动，是不够的。学部委员的权力要加大，要起监督与推动作用。”

地质学家张文佑（1909-1985）说：“院务会议局长参加，所长不参加，院与所的情况怎么能联系起来？”

1955年回国的化冶所副研杨纪珂（1921-2015）说：“做官的人以为科学的发展必须在会议中产生。我们认为必须在实验室中做。现在官风压到了学风。……秘书长很多是党员，各所还有副所长，把科学家像牛一样牵了鼻子走，用意是帮助科学家，到底帮助没有？我不知道。”

沈阳金属所所长李薰（1913-1983）说：“科学院是外行领导内行，任务与能力矛盾。科学院有宗派主义，为了加强领导，就加人，但量不能胜质。秘书长有很多个，做太上局长。官僚主义，忙于开会，不做实际工作。”

哲学所副所长金岳霖（1895-1984）建议：“（1）学部大会应在院部之上，好像人代大会，院部是经常办事机构。（2）院部要加强各学部，其他各局厅合并成一个总办公室即可。（3）学部常委应选举轮流担任，两年一次，当选者脱产，以免挂名不做事。”

中国科学院第二次学部委员大会现场

著名化学家黄鸣龙（1898-1979）主张由研究员轮流出任院长和所长。他批评科学院阶层森严，以“长”为贵，不以研究人员才力为尊。他说：”现在科学院中不但最高科学行政领导，就是各所内若干所长副所长也是因为多年不做研究工作，甚而至于多年不能阅读各国的科学报告。我深恐他们鉴于院内甚多以资格或社会活动求得名位，并非以才力及研究成绩而受尊崇，同时院中也不要求做研究工作，于是便安于‘长’的位置，可希逐渐增高资格，一方面也乐于社会活动，借以求名。这种现象和风气如果长期存在的话，我们如何能有希望提高科学水平，如何能向科学进军！”他提出：“万勿以‘长’为尊，必须以研究成绩为重，勿以老资格而应以才力为贵。最好恢复从前的条例，即以研究员为主体，研究员才可兼所长或院长。最好照从前德国各大学的办法（现在各地如何不得而知），即大学中以教授为尊，至若校长是各教授轮流兼任的，任期三年。”

2.

关于科研管理

朱洗指出：“院内有一套庞大的行政机构，忙乱得很，但做的工作不多，形成文牍主义与官僚主义，而下面也穷于应付。只要一个人在诚心诚意地为科学服务，则领导不检查也无关系。现在的情况是领导上相信科学家不够。院应该相信所，所相信工作组，工作组相信每一个工作同志。……行政人员可大大减少，人多了反而更乱。”

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1904-1998）认为科学院需要“精兵简政”，他说：“这几年来，科学工作者中间有一个普遍的感觉：时间不够用。时间哪里去了？……很忙，但是忙不出一个名堂。老是在围绕研究工作打转，可没有足够的时间用在研究工作本身上。为什么呢？工作开始之前有一套：计划，布置，推动。工作了不久之后又有一套：检查，总结，汇报。接着又要重计划，重布置，如是周而复始。总结有年度总结，半年总结，过去还有季度总结。汇报，在不久之前，学术秘书处要每月汇报，学部要半月汇报，有时候还要到院务常委会议去做大汇报。检查，除了为总结作准备的检查外，每来一个重要的学习或是运动，也都要结合着检查工作。……就因为形式主义地进行这些工作，就形成了开会多，填表多，写文件多，繁文缛节占去了不少应该用在研究工作上的时间，并且打乱了研究工作所必需的稳定的进程。……总之，科学院机构庞大，人员多，花样多，可是效率不高。……这次学部会议上要讨论科学院的体制问题，是不是可以从“精兵简政”这方面着想，做到（1）机构灵活，（2）人地相宜，（3）明确责任，（4）减少繁文缛节。要是能根据这几条原则办事，我相信科学院工作效率是能大大提高的。”

黄鸣龙也认为，党和政府对科学院十分信任，但“院里仍不免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致使科学家费去无数的宝贵时间参加不可实行的会议，做了无数的不能照做不能准确的计划（因为时间、人员、工具、经费都不能掌握）”。他举例说：“去年院中竟限令我们几天内完成十二年科学计划草案（到后来才由国务院延长几个月），我当时即大声疾呼不可如此马虎行事，但院中置若罔闻。”他指出：“种种偏差出之于不懂科学的干部尚可原谅，但是出之于有职有权的极易向党政建议及纠正偏差的曾走上过科学路线的自然科学行政领导人员，实在令人难解，是不是明知故眜一意迎合我不敢断言，不过我想我总可以拿此来相劝勉。假如觉得我的建议和批评有不合理和太主观的地方，请勿视为恶意或认为牢骚。”

此次会议上，体制问题一时难以解决，但对大家都深有同感的保障科研时间问题，在此次大会的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千家驹（1909-2002）等27位学部委员提出的一项提请院部采取具体措施以保证学部委员及其他高级研究人员有充分时间进行科学研究的提案，并同意将该提案送请国务院研究办理。该提案建议院部与有关部门协商，采取适当措施，建立必要的制度，以保证每一学部委员及其他高级研究人员均有充分时间从事研究工作。其中提出的办法包括：

（一）与统战部及其他有关方面协商，切实减少科学家的社会政治活动。具体办法是：

（1）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不论全国的或地方的，每人总共至多担任一职；

（2）外宾招待工作，每人以一个方面的对象为限，应坚决改变过去将此项工作集中于少数人的情况，赴车站、飞机场迎送外宾，应尽量减少派科学家前去；

（3）对于科学家，应尽量减少他们不必要的集会，有些大报告（如布置某项运动的动员大会，人代、政协会议的传达报告会等）可用书面文件代替者，即分发文件，而不必举行大会；

（4）经常性社会活动的集会，应严格规定在每周的一定日期举行；

（5）临时性的集会，在通知上应写明会议内容，科学家认为没有十分必要参加的，或已参加过类似性质会议的，可以不参加；

（6）开会及做大报告时间应予严格限制，开会一般最多以三小时为限，做大报告以二小时为限；那种内容贫乏、空话连篇或背诵文件的报告，听众有随时退席的自由；

（7）对于60岁以上的老科学家，最好解除其一切行政职务，让他们利用自己仅有的十年二十年写出他们所知道的东西。

（二）切实保证每年固定的研究时间，并减轻或解除行政职务（包括学术性的行政职务在内）的负担，其办法如下：

（1）每一学部委员或其他担任行政职务的高级研究人员，每年至少应有六个月连续研究的时间或上下半年各有三个月连续研究的时间，在此期间，他们应被允许不参加其他任何社会政治活动（可向有关方面请假）；

（2）科学研究机关、高等学校或国家机关的行政职务，在正副主管人员间，应采取轮流负责制，以保证在每年的固定研究时间内专心从事研究工作；

（3）应该建立工作五年休假进修一年的制度；

（4）对在高等学校担任教学的学部委员，应避免使他们负担过多过重的教学任务和指导研究生的任务，以保证他们有必要的研究时间。

专家们的意见很多，有的非常尖锐，这里就不多摘抄了。从他们的意见看，中科院建立不久，在领导体制和科研管理方面的问题就已相当突出。本来建立学部是要发挥专家的学术领导作用，但由于那时从上到下执行知识分子政策都比较左，对科学家并不放心，学部的性质和定位因此难以明确，没有从体制上解决好行政领导与学术领导的关系。实际上这些问题也引起了院党组的高度关注，曾期望通过制订院章加以明确和解决。

但一个多月后就转入了反右运动，学部大会上的许多意见遭到严厉的批判。尽管由于院党组有意保护科学家过关，绝大多数专家没有因为这些意见被打成右派，但他们反映的问题也不再受到重视。在后来的半个多世纪里，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再也没有触及过，致使有的问题甚至延续至今。

当然，关于我国学术治理体制的问题，在当时和如今都不是科学院一家的争议，事实上，这一问题在某些系统更为突出，但身处其中的科学家们却鲜有表达意见的机会。第二次学部委员大会过去60年了，但在协调行政系统与学术系统的关系、克服学术行政化和改革科研管理方面，我国科技界和学术界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在当今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重温这些前辈专家学者发自肺腑的谏言，仍有振聋发聩之感，值得人们深思。

---

添加 家长论坛微信